奥兰城在地中海边，是阿尔及利亚的第二大城市。去那里的游客不多，知道这座城市的人，不少是因为一本小说。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发生地就在奥兰。小说里，鼠疫突然袭来，城门封了，人和人隔开，活着的和死了的，都被困在城里。书里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在这个世界上，经历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地不知所措。”
加缪生在阿尔及利亚，长在阿尔及利亚，父亲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母亲是西班牙裔的阿尔及利亚人，他自己在阿尔及尔的贫民区里长大，靠着奖学金读完书。加缪后来去了巴黎，成了法国文学里绕不开的名字，但他的底色始终是阿尔及利亚的。有人说他是法国作家，这话对，但不全对。更准确的说法是，他是一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作家，或者说，一个用法语写作的阿尔及利亚人。这两种身份在他身上缠了一辈子，到死也没解开。
这种身份上的纠缠，不只属于加缪一个人，它属于整个阿尔及利亚。
法国人1830年入侵时，没把阿尔及利亚当成一般的殖民地。1848年，法国政府直接把它划成了三个省，算作法国本土的一部分。地中海南岸的这片土地，在法律上成了巴黎、里昂、波尔多的延伸。阿尔及利亚的小学课本里写着“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和法国本土的孩子读的是同一本。法国人对这边的移民，给地、给身份，一百多年下来，定居的欧洲人接近一百万。
这种吞并式的殖民，在近代史上算是一个异类。它把征服者搬过来，和被征服者一起，塞进同一块土地。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从这片土地的主人变成了边缘人。最好的沿海平原被分给欧洲移民，本地人被驱赶到贫瘠的内陆和沙漠区；欧洲人有学校、医院、农场、工厂，本地人中多数连法语都不会说，被排除在现代经济之外。所谓法国本土，是欧洲人的本土，不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本土。
两拨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中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1945年5月，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阿尔及利亚，本地人在参加庆祝胜利的游行时呼吁自由和独立，结果遭到警察的镇压。那场发生在塞蒂夫和盖勒玛的镇压究竟死了多少人，到今天也说不清楚。法国人说几千，阿尔及利亚人说几万。但自那以后，中间那堵墙再也没人能拆掉。
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打了八年，其惨烈的程度，在二十世纪的非殖民化进程里数一数二。八年里，近百万人死亡，两百多万人流离失所。法国也被这场战争拖垮，换了四任政府，最后于1962年，由戴高乐复出重组的新政府承认了阿尔及利亚拥有自决权。
行政效率低、决策层级多、对外封闭、内部僵化，这些让阿尔及利亚人头疼的事都能在历史里找到影子。被吞并、剥夺、打压，这些经历不可能不留下痕迹。阿尔及利亚的防备心写在法律里，也写在日常里。一百多年的殖民史，留下的不只是几座法式建筑和一门法语，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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