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第一天，上海大剧院沉浸在“巴伐利亚回响”的歌剧节日氛围中——
傍晚六点，距离《漂泊的荷兰人》开演90分钟，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舞台技术总监丹尼尔·鲍尔带着一小队观众从后台走向舞台深处，他很得意且不顾忌剧透地展示“第一幕到第二幕之间不可思议的换景是怎样实现的”。这场先睹为快的后台导览吸引了众多歌剧爱好者和舞美专业的在校生，连上海同行、上海歌剧院的中提琴手孙扬也加入其中；
半小时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院长塞尔吉·多尼在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开讲，平时很显宽敞的艺术课堂不仅满座，所有空着的地方都站满了人；
晚上七点，距离开场半小时，提前到场的观众被上海大剧院精心布置的“瓦格纳的房间”吸引，纷纷驻足观看墙上的瓦格纳肖像，研究钢琴谱架上放着的“荷兰人”总谱，有会弹琴的观众忍不住坐下弹出序曲的旋律；
七点二十分，剧场里响起第一轮开场铃，这时仍有行色匆匆的观众拖着行李箱进入前厅，一个小伙子的双肩包上别着瓦格纳肖像的徽章，他的拉杆箱上仍挂着浦东机场的托运行李签；
七点三十分，音乐总监尤洛夫斯基的指挥棒挥起，咆哮的音符把全场观众带到风雨肆虐的海上，《漂泊的荷兰人》靠岸上海大剧院，继七月的“拜罗伊特在上海”之后，黄浦江畔又迎来瓦格纳歌剧的节庆。
瓦格纳和“荷兰人”同病相怜
在“荷兰人”广为人知的序曲部分，瓦格纳清晰地写出水手和自然的对立，以及船长抗争命运和女性柔情救赎两种音乐动机，狂风骤雨的主题和田园牧歌交替出现，没有出现一句唱词，观众已经听到戏剧的轮廓。
尽管音乐史公认瓦格纳从海涅的原作中改写出《漂泊的荷兰人》歌剧脚本，然而多尼在演前导赏时提醒观众，这部歌剧不仅是根植于欧洲传说的奇幻想象，也带着瓦格纳本人生活的烙印。不到30岁的作曲家因为政治立场而失去在里加的职位，身陷债务纠纷，他只能黯然地跟着一位船长，经过穿越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艰难旅程，取道英国，最终他抵达巴黎时，落魄潦倒，不得不为出版商做校订乐谱的工作糊口。他以500法郎的价格把《漂泊的荷兰人》脚本卖给巴黎歌剧院的院长，后者却无意上演，不甘心的瓦格纳蜗居巴黎城郊，在1841年底完全这部歌剧的总谱。
“荷兰人”从充满沧桑感的船舱里走出，英国男中音克里斯托弗·马尔特曼唱出《荷兰人之歌》那激昂却忧郁的旋律。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这个版本的戏剧构作维尔纳·欣策和导演彼得·康维奇尼在创作过程中，反复探索荷兰人和瓦格纳之间的精神联系。他们认为，《荷兰人之歌》所描绘处在生活风暴中的人们对安宁的渴望，不仅是属于角色的，也是瓦格纳矛盾的心声。“荷兰人试图成为挑战自然和神力的英雄，以至于他被诅咒，永远漂泊。瓦格纳也一样，他拥有音乐才华，却为此付出代价，被庸俗的主流所排斥，他肯定觉得自己和荷兰人同病相怜。”
导演康维奇尼认为，当代观众和瓦格纳之间被繁冗的“诠释的历史”所阻隔，他希望能重新清晰地唤起瓦格纳乐剧的浪漫主义立场。音乐总监尤洛夫斯基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这个版本的“荷兰人”摒弃繁复的舞台装饰，挣脱“传统诠释”的束缚，着重于探索瓦格纳音乐中“浪漫”的本质，即，浪漫是充满勇气的探索，是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
浪漫主义是和现代世界碰撞的另一个世界
这个版本的“荷兰人”自2004年首演，作为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保留剧目持续上演20多年，被视为瓦格纳歌剧舞台诠释的全新里程碑。尽管如此，多尼在演出前的导赏时预见到中国和亚洲观众可能感受到的冲击，他说：“康维奇尼激进的导演风格和他对瓦格纳作品的犀利解读，即便在德国也引发过剧烈的争议。但这恰是导演可贵的地方，他不把瓦格纳当作静态的历史陈列，而是用剧场化的表达方式，在当代社会的精神困境和瓦格纳的音乐之间重建联结。”
第一幕的大幕拉开时，昏黄的灯光照亮阴沉的海上风云，整个舞台宛如一幅伦勃朗的油画，然而随着水手们跑上舞台，他们穿着20世纪的海军大衣、格子衬衫和牛仔裤，只有荷兰人穿着隆重的中世纪长袍，在人群中格格不入。导演以直观的方法融合不同的时代，通过服装和布景的割裂，当代和古代、生活和传说成为既平行并置又彼此嵌套的景观，而无论在哪个时代，荷兰人永远是人群中的异类。导演以此渲染，“荷兰人”不是普通人，他展现了强大的抗争力，这种与自然、与命运较量的勇气有着积极的能量，但因为威胁到人们所默认的秩序，便令人不安。
这份冲击力在第二幕有了更具象的表达。大幕第二次拉开时，原作中女孩们纺织、劳作的场面被置换成一间条件简陋的健身房，乡村少女们变身都市丽人，穿着五颜六色的健身服，满头大汗地踩动感单车人。反讽的是，“动感单车”和“纺纱”在英语里恰好是同一个单词。更进一步，穿着中世纪袍子的荷兰人进入健身房时，他是奇装异服的怪人，这个场面构成强烈的隐喻，瓦格纳的音乐及其精神追求，在当代世界是不是也被视为过时的价值？戏剧构作、导演和音乐总监达成这样的共识，即，一旦深入探究瓦格纳和他描绘的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浪漫主义是一种既不可轻易否定也无法逃避的精神态度，面对浪漫主义的美学，意味着人们要面对两个世界的碰撞——荷兰人进入森塔的健身房，这个画面是瓦格纳歌剧进入现代世界的具象化。
进入第三幕，导演把舞台设计成“船坞下的酒坊”，局限的健身房变成空旷的、工业感强烈的空间。这个场景里的大部分人看起来很“小”，然而当坚定的森塔被所有人认为“疯狂”时，灯光让她投在空壁上的影子大到覆盖了台上所有的人。导演仅用简洁的光影，让荷兰人和森塔的精神世界可视了。尤其在最后的最强音落下时，即便对这部作品非常熟悉的观众，也会被那一瞬间强烈的光影震慑，全场在片刻被震慑后，迟滞地爆发出掌声。
荷兰人是故事里的船长，在舞台上，隐身在乐池中的尤洛夫斯基牢牢控制着音乐的流速和方向，这个隐形的船长让《漂泊的荷兰人》稳稳靠岸。更重要的在于，这艘从巴伐利亚漂泊到浦江之畔的“幽灵船”，在观众心中唤起了瓦格纳式浪漫正在当代生活中消退的震惊感和冲击力：充满信念感的森塔和挑衅命运的荷兰人，这样大于生活、大于现实的浪漫主义的主角，在普通人生活的环境里既无法施展卓越的潜力，也不被理解和接纳，这在任何时代都是让人意难平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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